一看就会（詹姆斯·斯科特：从属群体的潜隐政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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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as按：本文搬运自詹姆斯·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第七章。仅供参考，更多内容请点个三连和关注~

各种文化形式的意涵，也许并不在于人们所说出来的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在于人们所理解的用它们说了什么，而在于人们用它们干了什么——至少是按其实践的逻辑。——保罗·威利斯，《学做工》

【对于拾落穗的监视】将农民激怒到了极点；但是，在这个愤怒的阶级和那个受到威胁的阶级之间存在着这样一块空间，以至于各自的说话都不会被对方听到；人们只能根据最后结果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农民】就像繇鼠那样，从事着地下工作。——巴尔扎克，《农民》

在一种已经充满各式各样新词语（neo-logisms）的社会科学之中，人们会对创造另一个新词语产生犹豫。然而，潜隐政治这一术语似乎是一种恰当的简写，用以传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斗争领域。对于一种已经习惯于相对公开的zymz政治和大声疾呼、吸引眼球的抗议、示威及反叛的社会科学来说，从属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的各种谨慎斗争犹如红外线一样，存在于可视光谱的极限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具有不可见性，很大程度上是从属群体的有意为之——是他们出于对权力平衡的审慎意识而做出的某种策略性选择。这一点比较类似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关政治迫害之现实必然影响我们对于经典政治哲学之解读的论述：“迫害甚至不能阻止异端性真理的公开表达，因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如果谨慎行事的话，他将可以既公开表达其观点而又不受到伤害。如果他能够在字里行间阐述其观点的话，他甚至可以公开出版其著述而不招致任何危险。"我们在此所要阐释的文本并非是柏拉图的《会饮篇》，而是从属群体的遮掩的文化斗争和政治表达；对于不设防地冒险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完全有理由深感恐惧。在两种情况下，文本的意涵都很少是直白表达的；它们通常意在向知晓其意涵的人传达某件事，但同时会向外人或权威当局传达另一件事。如果能够深入潜隐剧本（类似于哲学家的秘密笔记或悄悄对话）之中或某种无所顾忌的意见表达（类似于自由表达条件下所形成的各种文本）之中，那我们的解释任务将会变得容易许多。倘若没有这些比较性文本，我们将不得不运用

我们的文化知识去搜寻各种并不那么清白无辜的意涵，这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审查官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潜隐政治这一术语的恰当性还在于其他方面。当我们谈到商业经营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时，我们在心里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使商业经营得以可能的各种设施，比如交通、银行、通货、财产、合同法等。我则是在以同样的方式指出，我们所检视的潜隐政治，也在为那些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更为可见的政治行动提供着很多文化和结构上的支撑。本章的主要内容便是要致力于使这一观点能够站得住脚。

首先，我将简要概述有关无权者后台话语的一些广为接受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将其视为空洞的故作姿态，便是更糟糕地将其视为对于现实抵抗的替代。在指出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些逻辑性问题之后，我将努力说明，实际抵抗和符号性抵抗是同一组相互维持之实践活动的不同部分。这就需要再次强调支配精英与从属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物质斗争，无论它还可能是什么；在斗争中，双方都持续地寻找对方的弱点，利用自身的各种微小优势。最后，我将通过重述某些论点的方式来表明，对支配进行公开抵抗的每个领域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一位潜隐政治的孪生姐妹：她具有同样的策略性目标，但她的低姿态使其更加适于去抵抗那些几乎能够在任何公开对抗中都取得胜利的敌人。

作为空洞姿态的潜隐剧本？

一位怀疑论者可能会轻易接受很多远远低估了潜隐剧本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的观点。我们所谓的多数潜隐剧本，即使当它们暗自潜入公开剧本之中时，不都是一种很少认真地付之行动的空洞姿态吗？这种观点将人们通过安全方式表达出来的对支配性人物的攻击，视为对真实事物（直接攻击）的某种替代，即使是次优替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最多不过稍有效果或毫无效果；在最差的情况下，它们是某种回避。那些梦想着狱外生活的囚徒们，也许以此替代了挖洞越狱；那些歌唱解放和自由的奴隶们，可能以此替代了抬脚逃跑。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即使对于解放和报复的幻想，也会因其以相对无害的修辞和仪式等方式消散了各种集体能量而有助于维持权力支配。”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当某个安全场所中各种斗争性言语很大程度上看似是支配群体的精心安排或幕后指使时，人们会更为强烈地赞同对于这些斗争性言语的液压学解释。狂欢和其他程式化的——因而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逆转仪式，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直到如今，对于仪式化攻击或逆转的主流解释仍然认为，它们有助于级解等级制社会关系所导致的诸多紧张，有助于对现状起到进一步强化作用。诸如黑格尔和托洛茨基等人，都将这类仪式视为保守性力量。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很有影响的分析则认为，因为它们削弱了某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平等（即使是短暂的平等），因为它们表明了（但愿仅仅是仪式性地表明了）混乱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其功能只是强调了制度化秩序的必然性。对于拉纳吉特·古哈来说，逆转仪式的秩序维持效果源自如下事实：它们是上面所准许的和规定的。允许从属群体在特定的规则和时间内进行游戏性反叛，将有助于防止那些更为危险的攻击形式。

在对美国内战前南部黑人奴隶的节假日进行叙述时，自己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诉诸同样的修辞。然而，他的思路稍微有些不同：

在节假日之前，人们都会进行愉快的展望；但在节假日之后，它们转变成了记忆中的愉快，它们将有助于阻挡那些更为危险的思想和愿望……这些节假日犹如调节器或安全阀，可以消除跟人类内心所不可分离的那些爆炸性成分，将其降低到奴役状况。但是，对于那些苛刻和束缚强烈到难以忍受的情况来说，奴隶们将不得不冒险拼命一搏。

道格拉斯的观点并不是认为虚假的反叛代替了真实反叛，而只是认为某个节假日的休息和放松可以使人们感到足够的愉快，从而钝化了刚刚萌发的反叛锋芒。主人们好像可以计算出那种会引发绝望行动的压力程度，因而可以小心地调整他们的压制措施，使其正好可以阻止危险的导火索。

以不同装扮出场的各种安全阀理论的最为有趣之处，或许也是它们最容易被人忽视之处。它们都始于这样一种共同的假定：系统性的从属会产生某种来自下层的压力。它们进一步假定，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去缓解这种压力的话，这种压力将会逐渐累积并最终会导致某种突然爆发。但它们很少详细阐述这种压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从属关系中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波伊泽太太，这种压力是他们因不能对那些有权的压迫者给予回击（身体上或口头上）而深感挫败与愤怒的某种理所当然的后果。我们曾指出，因感到不公正却又无法矫正不公正而形成的压力会在潜隐剧本（及其规模大小、恶毒程度和符号丰富性）中得到表达。换句话说，安全阀理论潜在地接受了我们有关潜隐剧本所做出的那些宏大论述的关键性成分：系统性从属会引发某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包含着身体上或语言上对支配者给予回击的某种欲望。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欲望会在后台谈话、监视之下的逆转仪式，或者有时可以冷却怨恨之火的各种节日中得到实质性的满足。

安全阀理论的逻辑端赖如下社会心理学命题：攻击性在共同的幻想、仪式或民间故事中的安全表达，将会产生跟直接攻击令其挫败之对象同样程度或几乎同样程度的满足（压力从而随之降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并不是确凿无疑的，但多数发现都不支持这一逻辑。相反，这些发现都表明，遭遇不公正体验的实验对象，其挫败和愤怒程度很少或几乎不会降低，除非他们能够直接伤害那些令其深感挫败之人。"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对不公正体验的人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报复或回击，远比那些让人们远离愤怒根源的各种攻击形式，更能给予人们宣泄性的满足感。当然，有很多实验证据表明，攻击性游戏与幻想的增加不会降低反而会提升实际攻击的发生概率。当波伊泽太太将怒气直接发到地主身上时，她感到了极大的缓解；但她在地主背后练习演说和咒骂时，却很可能没有感到缓解或至少没有感到充分的缓解。于是，我们更应该将波伊泽太太的后台愤怒视为为其怒气最终喷发而做出的某种事先准备，而不是将其视为某种替代性的满足方式。

如果说社会心理学证据很少或几乎不支持通过替代来实现宣泄这种观点，那么，我们还需要去考察关于这种观点的历史事例。历史事例是否可以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那些为他们的攻击提供或批准了比较安全之出口的支配精英，将因此而能够减少或降低某个从属群体的暴力或反叛？如果要进行这类比较的话，首要的任务便是要从因为饮食改进、慈善施舍、减轻工作、嵌在这些节日中的纪律束缚有所放松等更为实质性的让步所导致的效应中，区分出替代性攻击的效应本身。换句话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面包和马戏"经常是从属阶级赢得的政治性让步，这也许会改善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生活，更别说是仪式化的攻击了。按照这种思路阐述的观点，还必须解释一个重要的反常问题：如果仪式化的攻击在实际上移除了真实攻击的明显对象，那么，奴隶、农民、农奴们为何还会恰好选在这些旨在防止其反叛的周期性仪式进行期间（比如拉杜里所描述的罗马人的狂欢节）来发动如此多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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