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涨潮退潮时间表 涨潮退潮时间一览表）涨潮退潮时间表2022年10月，人口退潮，消费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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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东/文

一、中国已经迈过了消费U型曲线的拐点

学界认为（钱纳里（1975），Dekle（2001），Branson(1998)，徐建龙（2014））消费占GDP比重会呈现“U”形变化趋势，该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通常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前期，投资对消费 产生挤出效应，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下降阶段；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消费占GDP比重提高。

我们认为，消费率走出“U型曲线”，背后也同样受到了人口因素的驱动，日本就是最典型例证。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劳动力拐点出现后，消费占GDP比重也迈过了“U型曲线”的最低点，消费率进入上升通道。在经济发展的前半段，出生率快速提升，劳动力占全社会人口比例较高，投资挤占消费；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给下降，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走到了后期，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滑，消费占比开始提升。当然，日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滑，也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日本被迫对外转移产业链的被动驱动。

1.1 2010年前后，中国也跨过劳动力拐点和居民消费临界点

1978年，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达到顶点，之后进入下行区间。随即在1981年前后，日本便跨过了消费率“U型曲线”的低点。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在2001年后达到高位，直到2016年，青壮年劳动力占比都维持在相对高位。在这个期间，2010年前后，中国也迈过居民消费率“U型曲线”的临界点。

美国消费率也走出了“U型曲线”。二战刚刚结束后，美国就已经跨过了消费率的低点，之后消费率基本持续上行。但是，之后美国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出现回升时，美国投资占GDP比也并未上升，而是持续下降。我们认为，美国与日本存在差异，是因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区间，利润回流国内支撑居民消费，使得消费率没有受到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1.2中国消费率将进入上升通道

中国已经迈过“U型曲线”的临界点，未来 消费率将进入上升通道 。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城镇化率也在2020年达到64%，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房地产和基建等传统投资的空间和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消费观念也逐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医疗、餐饮、医美、家政、旅游等服务需求持续释放。向前看，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将逐步加大，消费率也将进入上升通道。

不过，考虑到中国与日本面临了不同的全球人口环境，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消费率提升的速度可能会慢于日本，甚至出现波动。

第一，日本被迫向外转移产业链，消费率被动提升，而我国产业升级还未结束。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关系紧张，日本劳动力红利渐渐消失，被动向外转移了产业链，日本消费率被动提升。但是，我国经济依然在转型升级，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的过程在推进，产业升级尚未结束，投资依然存在发力空间。

第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劳动力拐点时，全球人口依然在上行，中国内地、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红利涌现，拉动了日本产业链向外转移。但是，中国遇到劳动力拐点时，全球人口红利也在慢慢消失，未来劳动力主要由最不发达国家供给。中国拥有较强的人口红利、完备的供应链、稳定的法律体系，国内市场还在继续对外开放，中国庞大的产业链也难完全向海外转移。

二、以邻为鉴：跨过临界点后，消费如何演绎？

迈过消费临界点后，消费将如何演绎？我们通过研究美国和日本在长周期中消费结构的演绎，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借鉴。

2.1长周期来看，美日均出现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的转变

长周期内，美日消费结构均出现了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的转变，美国服务类消费占比提升更大。观察1980年以来的日本，以及1950年以来的美国，都出现了实物消费占比下降、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具体来说，耐用品（主要为车辆、家具、家电）消费占比，和非耐用品（食品、服装、燃油）消费的占比在逐步下滑，服务类（交通、医疗、金融、娱乐）消费占比提升。相对来看，美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的速度和幅度都高于日本。

2.2美国老龄化：老龄化加速期汽车消费占比下降、医疗服务占比提升

美国消费型服务占比的提升，主要集中于医疗服务。1950年以来，医疗类服务型消费在美国居民的消费占比中持续提升，是拉动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的重要力量。

美国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集中于食品和服装消费。1950年以来，食品消费在美国居民消费的占比持续下降，从195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8%，是拖累实物消费品占比下滑的重要原因。服装类产品的占比从1950年10%持续下滑到2007年的3%后，保持相对稳定。

2007年前后，美国老龄化加速时，两类消费品占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汽车消费占比快速下降，医疗占比快速提升。在服务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了医疗消费占比的提升。在实物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汽车占比快速下滑。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美国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和油价波动，也经历了上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向美国倾销廉价汽车，但是美国汽车消费占比并没有出现过大幅波动。而在2007年老龄化开始加速时，美国汽车消费占比才开始大幅下滑。

三、从日本消费品价格，看老龄化对供需结构的冲击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跨过拐点之后，随之也跨过了消费率“U型曲线”的最低点，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步入老龄化初期。但是，老龄化对于消费和通胀的冲击，其实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老龄化对需求带来冲击；另一方面，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拐点到来，带来了对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冲击。那么，日本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如何演绎？我们在此换一个角度，从各种消费品类涨价的顺序，来观测老龄化对于日本消费品供需的影响。

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日本国内通胀也会受到国际油价、地缘政治、经济增速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说明，第一，我们是在各品类之间横向比较价格涨幅；第二，比对在10年左右的长周期纬度进行，价格在长周期的变动，更能体现供需关系的影响；第三，对比时，也会考虑日本经济的外部冲击。

3.1老龄化推进下，个人和家庭护理、家政服务消费价格持续上涨

观察日本主要消费品，可以看到，个人护理类服务、家政服务、家庭服务，从1970年至2020年，分别增长了612%、582%、476%，涨幅明显高于其他的耐用品。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日本都出现了居民商品消费下滑、服务消费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下，社会劳动力供给减少。实物商品需求尚可以通过进口海外商品来解决，但是服务型需求只能通过国内劳动力供给来满足。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消费供需矛盾凸显，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在服务类消费之外，我们将对日本不同的老龄化阶段，各种消费品价格的走势，进行进一步拆分。

3.2轻度老龄化（1970年至1995年）：护理类服务快速涨价，家庭耐用品价格下跌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迈过劳动力拐点后，进入了轻度老龄化社会 （10%<60岁以上人口占比<20%），直到1995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之后，居民消费水平和各类消费品价格普遍出现上涨，家政服务、家庭护理、个人护理类产品涨价明显。

医疗护理、医疗护理类服务价格涨幅一般，不及个人护理、家庭护理、服装类服务等。这也表明，老龄化初期，医疗资源压力和社会抚养压力依然较小，医疗类服务的价格涨幅不大。

家庭耐用品价格开始下跌。1980年到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最后的繁荣期间，日本家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价格却出现下跌，家具及家用器具的价格涨幅基本为零，远不及食品消费涨幅。

除了护理类服务之外，年轻人展露个性化消费倾向，服装、烫发服务相关等彰显个性的消费品类在这个期间的价格涨幅尤为突出，而且涨幅不低于同期房价和房租。但是，日本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995年后），叠加经济衰退，服装类价格基本不再上涨。

3.3中度老龄化（1995年至2010年）：医疗服务大幅涨价

从1995年至2010年，日本进入中度老龄化（20%<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30%）。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增长低迷，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同时出现。

中度老龄化阶段，医疗服务开始大幅涨价，而且在前五年价格涨幅最为明显。在中度老龄化阶段，除了食品外，其他实物消费的价格基本均在下滑，而服务类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且医疗服务价格涨幅表现最为突出。这一阶段，医疗服务的需求激增，但伴随着全社会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服务人员减少，供需结构失衡导致了医疗服务类的价格大幅上升。

进入中度老龄化，伴随经济衰退，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社会不再追求个人主义，崇尚性价比，优衣库、无印良品等产品备受青睐，也被称为“第四消费时代” 。整个社会消费观念的改变，叠加经济陷入衰退，耐用品、汽车、家具、家电价格持续下跌，服装、房租也在中度老龄化的后半段（2000年至2010年）开始下跌。

3.4重度老龄化（2010年至2020年）：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涨价

2010年，日本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在这个阶段，日本社会基本适应了老龄化、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服务类价格继续回升，但日本一些耐用品的价格反而出现回升。

我们认为这个阶段，耐用品价格的上升，反映了老龄化对于日本国内供给端的冲击，开始大于需求端。服装消费、食品、衣着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价格回升明显，反映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作为对比，对于电冰箱、汽车等生产半自动化的产品，价格尚未出现回升。

四、中国老龄化加速下，消费和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4.1中国老龄化程度较低，但是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中国婴儿潮的特点是，在两轮庞大的“建国一代”和“建国二代”婴儿潮后，新出生人口在2000年前后出现塌陷。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面临了更陡峭的“人口峭壁”。这也导致，中国老龄化目前程度虽然较低，但是未来随着“建国一代”集中进入老年，会导致中国老龄化速度显著快于发达国家。

4.2老龄化对总消费水平带来冲击，但也将带来结构性红利

老龄化进程会对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随着年龄提升，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劳动收入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意愿（蔡昉，2021）。从美国各年龄段数据消费数据来看，随着经济发展，青中年期消费水平抬升更快，但老年群体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面临了未富先老的问题。未富先老，不仅体现在人均GDP上，还体现在 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 。

一方面，中国人均GDP低于日美在达到同等老龄化的时期。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18.7%，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本、美国分别在1992年及2011年达到相同的老龄化水平，当时人均GDP分别为3.9万美元、5.0万美元。未富先老带来对于消费最直接挑战就是，国家的养老金负担较大，人均养老资源较少，国民收入中用于养老医疗、文化休闲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将增加，限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投入，从而制约社会总产出的长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部分农民工人口，尤其是从事建筑、采矿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人，随着年龄增长，再就业困难，在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下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区域间、城乡间以及不同年龄居民之间的消费结构不平衡将会愈发突出，消费水平的差异更加明显，消费异质性会更加显著，这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不过，人口老龄化也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理念的升级，也催生了新的老龄需求，智能化、多样化的养老市场前景广阔。参考美国和日本的消费结构演绎，未来服务类消费占比将不断提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医疗服务等相关产业的需求将不断释放。

另一方面，中国老龄化呈现了独特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也为老年产业提供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2020年，老龄化最严重的区域是辽宁（25.72%）、上海（23.38%）、吉林（23.06%）、黑龙江（23.22%），最轻的区域是西藏（8.52%）、新疆（11.28%）、青海（12.14%）及广东（12.35%），我国老龄化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正在冲击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以及区域消费总需求，但是，也为医疗、疗养等老年产业带来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

4.3老龄化加速下，中国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从日本各消费品类的涨价顺序可以看出，在轻度和中度老龄化阶段，社会还保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涨价仅集中于服务型行业，耐用品价格承压。但是，在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于人力成本的冲击显现，会导致一些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上涨。

首先，贯穿着日本老龄化整个阶段，居民消费型服务的占比在逐步提升，伴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服务类消费品的价格持续回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家庭服务的价格涨幅明显。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服务型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日本女性选择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儿童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轻度老龄化阶段（20%>60岁以上人口>10%），各类产品的涨幅分化较小，年轻人展露个性化消费倾向，服装价格上涨突出。这个阶段，社会养老压力较小，医疗护理、医疗护理类服务价格涨幅一般。

第三，步入中度老龄化后（30%>60岁以上人口>20%），伴随经济衰退，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居民不再追求个人主义，服装、汽车、家具、家电、价格持续下跌。社会养老压力上行，医疗资源紧缺，医疗服务开始大幅涨价，而且在刚刚迈入中度老龄化的前五年，价格涨幅最为明显。

第四，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30%），在这个阶段，日本社会基本适应了老龄化、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服务类价格继续上行。但是，日本一些耐用品的价格反而出现回升，尤其是食品、衣着、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价格回升明显，反映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

参考日本，中国即将在“十四五”期间迈入中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冲击渐渐显现，预计服务类价格会快速提升。“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在“十四五”至“十六五”期间，老龄化程度类似日本1995年至2010年。参考日本，在这个期间，社会养老压力和劳动力紧缺的压力逐步显现，叠加居民服务型消费持续释放，个人和家庭护理、家政服务、医疗服务类的价格预计会持续提升。

重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之后），预计密集劳动型产品的用工成本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日本就是在进入重度老龄化之后（2010年至2020年），食品、服装、家具等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出现反弹。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冲击提前到来。

（作者系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